數位轉型是指資訊數位化 (Digitization)和技術數位化 (Digitalization)，前者是指將資訊轉換為數位形式的技術過程，後者是指產業、組織、分支機構內部以及市場等由於技術發展導致組織或業務變化之過程。一般民眾最能感受的就是網路電商服務，以及平台經濟，如 Uber Eats、Foodpanda等外送平台或是 Uber 新型叫車服務。許多民眾在正職工作外，也從事這些副業工作增加收入，有的人甚至是全職投入在平台經濟所創造的新型非典型的工作(Alternative Work Arrangement)。
除了平台經濟，數位轉型也對勞動型態有其他影響。首先，自動化生產與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對勞動需求的影響眾說紛紜，一方面自動化與 AI 的發展部份取代了傳統依賴人力執行的重複性工作，另一方面自動化與 AI 也可能提高了廠商的生產力，進一步提高廠商對勞動力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自動化與 AI 也創造了新形態的工作內容。利用合適的資料與計量方法檢驗自動化與 AI 對勞動需求與工作型態的影響能夠幫助我們了解與預測自動化與 AI 對勞動市場的衝擊，並協助政府制定相應的政策。
非典型的工作，又稱作零工經濟，目前沒有明確的定義。為了瞭解多少人從事零工經濟的工作，本文以人力運用調查中的問題：「是否為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估算各年齡層從事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的比例[1] (如圖 1 )。我們可以看到年輕族群從事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的比例有明顯上升的趨勢：以 2012 年為界[2]，2012 年前的比例約在 6%，2012 年後的比例約為 7%。相反地，中高齡的年齡組從事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的比例皆低於 6% 且較穩定。直覺上，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的興起與網路的發展有關，且這類型的工作體力消耗較高，因此年輕人較有能力與意願從事這類型的工作。如 Foodpanda 與 Uber Eats 的外送員，不僅需熟悉 手機程式(App)的操作，也需要充足的體力從事外送的工作。
臺灣人力從事臨時性或派遣工作的比例有顯著上升的趨勢，尤其是年輕世代，這個現象背後的意含值得思考。一方面，Foodpanda 與 Uber Eats 這類型的工作的興起提供人們另外一種工作型態的選擇，當正職工作的薪水較低時，年輕人可以選擇外送員或 Uber 司機的工作補充甚至替代原有的工作。另一方面，這類型的工作雖較有彈性，但確實缺乏相關的保障。
有幾個數位轉型與勞動型態轉變的問題可以討論。首先，平台經濟影響勞動型態。隨著平台的興起，造就了新工作形態，並有效率地透過網路連結，串連起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連結。舉例來說，勞動者透過平台以提供產品與服務，進而增加工作機會與收入；企業業者則藉由平台運營，透過非傳統僱傭模式招廣人員以降低人事與交易等成本。然而，平台經濟改變過去就業模式，雖然促使許多勞工兼職或是二度就業的契機，卻也可能使參與平台經濟工作者的工作時程更加破碎，致使兼職型態工作勞動者占比持續擴大。因此，若此趨勢長期發展是否對於過去所維持全職僱用型態的勞動市場產生衝擊？或是進而對工作者產生不利的影響？
其次是平台經濟興起對勞工權益與政府稅收的影響。以 Uber Eats 與 foodpanda 的外送員來說，他們與 Uber Eats 與 foodpanda 應為雇傭關係或是承攬關係仍具爭議，目前臺灣雖將這類型的工作型態認定為承攬關係，但去年 (2021) 紐約的判例則是將 Uber 與 Lyft 司機認定為員工 (Scheiber, 2021)，可以領取失業給付，Uber 與 Lyft 則需繳納失業保險稅。
展望未來，當這類型的工作愈普遍甚至取代傳統的工作型態，若仍將之認定為承攬關係，則雇主不需繳納勞健保與就業保險稅，對稅收的衝擊多大值得評估。另外，若未 Uber 等平台轉型時，如何保障員工們的權益也值得思考。相反地，若這類型的工作受到勞健保與就業保險的限制，工作方式是否就不如以往彈性。因此，是否將此類型工作型態認定為雇傭關係時，我們需考量此作法對稅收的衝擊以及工作彈性的影響之間的取捨。
最後，需思考平台經濟興起對失業保險資格認定的問題。當勞工非自願離職而有資格領取失業給付時，若此失業勞工從事外送員的工作，是否可以領取失業給付？這個問題與上一點有關，取決於工作關係的認定，若為承攬關係則此勞工應能領取失業給付。然而，當這類型的工作越來越普遍時，這樣的作法是否合適值得思考。
[1] 2008 年後的人力運用調查才有此問項。
[2] 2012 年也剛好是 Foodpanda 進入臺灣的第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