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跨領域講座 少子化政策與家庭形成模式變遷 鄭力軒談日本和臺灣的比較 [原始網址](另開新視窗)
活動日期：111-04-28
雖然正經歷著疫情的干擾，社科院於4月28日仍然舉辦跨域研究Brown Bag Talk本學期系列講座第三場，採取線上與實體同步進行的方式，邀請本校社會系鄭力軒老師分享「少子化政策與家庭形成模式的變遷：日本和臺灣的比較」。雖然本次活動因為疫情，使原本的「午餐會」的桌上多了防疫隔板，然而老師們並沒有因此失去對跨域研究的熱忱，現場仍有不少老師現身，也有多位老師以線上遠端的方式參與。
鄭老師笑說，自己主要領域其實並非人口研究，最初的機緣是因為在博士班時期走錯了教室，無意間進到Philip Morgan教授的人口學課堂。結果當時教室裡只有兩位學生，老師又非常認真的對著自己講課，使他實在不好意思離開，因此展開了這段因緣。Morgan教授也曾擔任2003年美國人口學會會長 (President of the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接任會長時的演講題目就是Is Low Fertility a Twenty-First-Century Demographic Crisis? 是很早就指出低生育率問題的學者之一。雖然鄭老師後來選擇專注經濟制度與政治經濟的研究，對人口研究沒有持續關注，但回到台灣後逐漸發現這是重要的關鍵議題，於是重新投入這塊領域。鄭老師也趁機大力推廣社會系，表示國內從事人口研究的學群不大，而政大社會系卻能持續培育優秀學者進行相關研究，在國內具有領先優勢。
而從比較區域觀點來看，性、生育跟婚姻三件事情在歐美基本上是脫鉤的，然而在東亞，雖然性與婚姻已經脫鉤，但是生育和婚姻尚未脫鉤。在許多歐美國家，懷孕後未必需要結婚，因此常見未結婚而養育子女的單親家庭。相對的，南韓或是臺灣等國家，雖然婚前性行為比例也高，但是懷孕後很高比例選擇結婚，和歐美國家形成明顯差異。另外，日本等東亞國家，往往把生育及養育小孩視為家庭責任。東亞國家的超低生育率，似乎也反映出考量養育成本之後的超理性 (hyper-rational) 決策。此外，亞洲國家往往由婦女擔起育兒責任，婦女在工作與育兒間的兩立，使得生育率難以提升。這個核心問題其實是在問「養育被當成是誰的責任」？日本政策在面對生育問題時將「托育」的部分視為主要政策方向，鼓勵女性投入勞動市場，試圖解決兩立問題。日本2003年後也通過法規，每年都會出版少子化白皮書，內閣政府也必須訂立指導方針與舉辦定期少子化社會對策會議。在參考日本的經驗時，鄭老師也說明了日本內閣頻繁異動對於相關政策執行的影響，更提出少子化議題在「循證」的困難。Brown Bag Talk 的目的之一，是透過跨領域對話找出以循證模式制定臺灣未來重要社會議題的方式。以日本少子化政策變遷來看，少子化議題在「循證」上的困難至少有二: 第一是因為生育率是個複雜的綜合而非單一指標，第二是因為婚育模式變得越來越複雜和多樣 。
鄭老師結論時特別強調婚育決策並非相互獨立的現象，以及少子化政策應避免以研究者世代的經驗來預設育齡人口。一如往常， Brown Bag Talk分享結束後的討論依舊熱烈 。社科院楊婉瑩院長回應此議題並非僅僅只是少子化的問題，還牽涉到家庭型態與婚育觀的改變，甚至婚姻關係與生育孩子的順序重組，變得並非固定化的形式。經濟系李浩仲老師則提出是否能整合既有的人口資料以及健保或勞保相關資料。台灣研究中心連賢明主任老師則笑著提出，假設把已婚夫婦關在一起是否能提高生育率?不過在目前疫情的狀態下觀察，似乎是沒有辦法的。名譽教授關秉寅老師則企圖以更宏觀的角度，思考西方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 以及教育體制能否解釋不同地區或國家對於生育以及養育行為的差異。在線上參與的社工所蔡培元老師則分享，對於養育的看法和預期成本似乎也會影響亞洲國家更多一些。博士後研究員廖育嶒指出在所謂適婚年齡的同儕裡，聽聞過許多關於經濟因素的考量，加上教育程度普遍後的個人意識抬頭，也造就了不婚不孕等的選擇。
討論一晃眼又超過了一點半，有課的老師們也只能紛紛離席，討論才慢慢趨緩下來。經過本日的分享，大家對於少子化的議題都有更進一步的理解與想法。這個議題似乎不僅僅只是低生育率的問題，還有許多相關的社會人口、家庭結構與生活成本因素。也正是因為如此，每位老師都能用自己專業的觀點分享交流，促使Brown Bag Talk這個活動，發揮其跨域對談最大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