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敦源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循證的公共政策」（evidence-based public policy）是近年很紅的一個概念，它的興起與民主化以及網路化的社會發展有密切關係；當然，過去資訊傳遞較不快速的社會中，即便有定期的民主選舉，公共政策仍然是由「菁英模型」（the elite model）所主導，因為網路讓訊息傳遞的速度加快，成本降低，公共政策的「大眾模型」（the general public mode）興起，精英再有權力，也需要有能力對外說明自己政策決策的正當性，而「數字會說話」的這個不完全的政策論述權威來源，受到需要社會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吹捧。
不過，這個公共場域用數字說權威話（不懂閉嘴？）風潮，剛巧是學術圈最主要的活動模式。只不過，政治場域的決策通常無法等待諾貝爾經濟學家的長年研究才定調。因此，公共政策的循證有著許多相對於學術研究之嚴謹程度上來打折扣的作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描述統計來取代因果驗證機制最常見。一方面，政府擁有大量的事件資料，可以作描述統計的地方很多，但是另一方面，在沒有良好的因果驗證機制用來大談因果關係的狀況比比皆是，造就了學術圈與政治圈在「循證」這個概念上的重大差異。
舉一個非常有名的例子來說明**。1855年的倫敦，霍亂時常發生，但霍亂的病因不明。約翰，斯諾懷（John Snow）醫師兼流行病學家懷疑這種感染是透過水傳播，他當時創設一項現在看來稱為「雙重差異研究」（difference-in-difference）以及類似GIS的地圖標示，來檢驗他的假設。在對霍亂來源的調查中，他首先比較了倫敦各地的霍亂死亡率，並注意到在1849年霍亂爆發期間，薩瑟克和沃克斯豪爾公司以及蘭貝斯自來水公司所服務的地區的死亡率特別高。這兩家公司都將泰晤士河的水抽送到城市各地的家庭。
在許多情況下，如果這兩公司為鄰近社區供水，以及霍亂死亡率存在顯著差異，我們可以用社區和社會經濟因素的差異來解釋，因為這兩家公司的取水站同樣位於河流的鄰近河段，並且都位於城市污水排放點的下游。然而，1852年，蘭貝斯自來水公司將取水口遷至污水排放上游的新地點。這為John Snow提供了一個「自然實驗」，以檢驗他的霍亂是水傳播的理論。而「自然實驗」是一種情況，其中暴露狀態的變化被認為是相對於反事實結果隨機發生的，因此可以直接分析觀察數據，就好像它是隨機發生的一樣。
當然，Dr. Snow的實驗數據的結果，獲得政治領導人的重視，將the Board Street上的水井幫浦的把手拆除，英國倫敦的霍亂流行得到很好的控制！不過，好景不常，因為民眾用水不便而產生的抗議，讓政治人物必須因應民意重新將幫浦把手裝回去，另外，Dr. Snow也有學術上的對頭也有朋友，都在這事件中將「霍亂由汙染空氣傳播」的假設給否決了，他們在政治上雖然有些許的挫敗，但是他們的努力與創新，不但將流行病學以循證為基礎的精神建立起來，也為醫界鋪平了「循證醫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的道路。
最後，或許醫療人命關天，因此，大家樂於經過更精準的因果關係驗證來立刻救人，但是公共政策的後果多是長期的影響力，雖不致立即害命，但是有政治目的且未經過精密設計因果檢驗機制的資訊，可能會影響的是千萬人數十年的生活品質。不過，這些因果準實驗需要花時間且費用都不低，更重要的，作這些因果驗證的資源是掌握在政治人物的手中，如果明顯會對自己政策有負面資訊的研究，只要不資助就不會有問題了，這也讓循證公共政策在「可近性」的問題上無法完全與循證醫學來類比。
*本文取材與修改自陳敦源教授(Don-yun Chen)專屬臉書專屬科普平台「貓空論壇」，2024年4月23日貼文，請參。
** 案例相關內容請參這篇論文的介紹：Wing, C., Simon, K., & Bello-Gomez, R. A. (2018). Designing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studies: best practices for public health policy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Public Health, 39(1), 453-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