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敦源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對學界來說，「循證的公共決策」(evidence-based public decision making)有著十足的操作正當性，主要原因是學界的績效–「發表」，需要作者提出系統性的證據；然而，因為循證研究受到時間與資料可得性等條件限制，實務界的決策時效性不可能「等待」學術發表的結果才進行，因此，過去知識社會學對於這個「落差」有一個「兩社群」(Two Communities)的理論來描繪。在學界的眼光中，學術與實務兩個社群，會展現不同的語言、價值與績效回報系統**。
1970年代學界開始相關討論，認為兩社區之間知識交換頻率與影響力的大小，能夠影響政府的公共決策品質。實務界認為學界作的東西「太理論」，而學界認為實務界的決策「太直觀」的差異，需要進一步調和兩個社群之間的互動；當然，最大的問題是兩邊的回饋系統沒有交集，實務界在於決策責任的歸屬，而學術界則是在於創造知識的成效，真正決策現場學術界的知識是不用負責的，因此，前者必須對政策結果負責，也對應用學術知識具有絕對權力。
延續兩社群理論的發展，學界將檢視的焦點放在「研究應用」(research utilization)、「知識傳遞」(knowledge transfer)、「知識仲介」(knowledge brokering)、以及目前最新的形態「循證政策」(evidence-based policy)等四個概念之上；不過，最新一波的研究，有轉向規範性議題的跡象，也就是說，「公共政策應該基於研究證據，不然決策品質堪慮」的概念；然而，相對於這個規範性的討論，學界也開始討論下面的相關議題，包括「學界的知識真的有用嗎？」「甚麼是證據？證據是否有不同的類別？」***以及「哪種決策者在哪些狀況下，政府官員才會傾向使用循證決策？」等等驗證兩社群理論的研究。
綜合來說，學術界所生產的知識，起碼在形式上能夠滿足下面三個要件：
其一，理論的基礎：研究必須基於過去理論的發展，也就是說，這不是自我拍腦袋創新發想而已，而是累積過去理論化、概念化、甚至是後設分析(meta-analysis)的結果；
其二，資料的證據力：資料的蒐集過程與資料的來源本身，是建構研究證據力的基礎，論者需用一定的證據與理論來論述研究證據力；太偏、太舊與太少的資料，無法當作有力證據；
其三，方法上的有效性：論述邏輯有效性(validity)滿足也是重要的，比方說，只蒐集了一個成功的個案，就想要推論政策全面成功，可能已經犯了過度推論的謬誤。(續下篇)
*本文的上下兩篇，取材與修改自陳敦源教授(Don-yun Chen)專屬臉書專屬科普平台「貓空論壇」，2023年10月23日貼文，請參。(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904664722925337/posts/6839121136146303/)
** 最早的兩社群理論，請參：Caplan, N. (1979). The two-communities theory and knowledge utilizatio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2(3), 459-470.
*** 三焦點理論(Three Lenses of Evidence-Based Policy)請參：Head, B. W. (2008). Three lenses of evidence‐based policy.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67(1), 1-11.包括：政治判斷、專業實務、以及學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