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敦源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不過，「甚麼才算是證據？」(What Counts as Evidence?)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也就是說，決策者心中的「有用」證據，比起學界應用前述三要件所構築的客觀性知識還要重要！兩位英國學者應用Q方法將34位社會政策社群的參與者(包括官員、學者、NGO等多元角色)進行分析**，發現一共有四種判斷證據的角色，包括：理想循證者、政治目的者、務實者、以及包容者，最特別的是理想循證者與學歷有關，受到學術訓練越多越久，越認可學術知識的價值。
再者，有歐陸學者認為，從德國與奧國發展出來的「統合主義」(corporatism)的多元決策體系，它是一種「共識尋求」而非「贏者全拿」的政治體系，因此，該體系是否能讓實務與學術界的研究應用的關係更加緊密？有五位歐陸學者針對比利時與德國決策圈對學術知識的「需求」(demand)來回答這個問題。***結果是，比利時比德國更喜歡用學者當非正式的諮詢(43% vs. 7%)，但是，比利時比德國更愛用學者當作教育訓練的老師(50% vs. 11%)。
第三，前述政治課責作為實務界無法使用學術知識的關鍵所在，但政治責任控制機制與學術知識使用之間的因果關係到底是甚麼？三位美國學者應用秘魯與印度兩個國家的300位決策官員進行實驗調查顯示****，四個課責因素：「篩選」(考試與否)、「監控」(長官管理)、「裁量權控制」、及「懲處」(薪資)，在意願上來看都與學術知識的使用有正向關係，但是，如果在準實驗的環境中，只有懲處具正向關係，代表組織課責對政府循證學術資訊應用是有關係的！
最後，兩社群理論從前述的研究看起來，應該是「有一點黏但又不太黏」的不完全關係，三位澳洲學者針對昆士蘭的公務人員的質量並重的經驗研究說明了三個重點*****：第一，文官對於應用學術知識的管道、價值與做法比我們想像的要多元(比方說，私人情誼)；第二，一般來說，文官會期待決策過程中有更多與學術知識接觸的機會；第三，他們也認為，政治與行政決策是不太一樣的決策場域，在學術知識應用上應該當作兩個不同的領域來討論。
總結來看，美國知名學者Charles Lindblom曾與David K. Cohen創作一本「好用的知識」(Usable Knowledge)的專書，倡議學術研究要更多地強化自己對問題解決的社會功能；不過，政策分析大師David Weimer對於「學術研究」與「政策分析」之間劃有一條清晰的切分線，前者或許無法立即發生政策作用，但學術研究前瞻的價值仍然不能忽略，因此，政府對循證公共決策的推進，必須面對傳統以來一向都存在的實務與學術間既合作又衝突的不完全關係之上！
*本文的上下兩篇，取材與修改自陳敦源教授(Don-yun Chen)專屬臉書專屬科普平台「貓空論壇」，2023年10月23日貼文，請參。(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904664722925337/posts/6839121136146303/)
** MacKillop, E., & Downe, J. (2023). What counts as evidence for policy? An analysis of policy actors’ perceptio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83(5), 1037-1050.
*** 統合主義的最重要論述請參：Schmitter, P. C. (1974).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The Review of Politics, 36(1), 85-131.五位歐陸學者的論文請參：Pattyn, V., Blum, S., Fobé, E., Pekar-Milicevic, M., & Brans, M. (2022). Academic policy advice in consensus-seeking countries: The cases of Belgium and German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88(1), 26-42.他們應用了一份由兩位英國學者所設計的問卷來發放，請參：Talbot, C., & Talbot, C. (2014). Sir Humphrey and the professors: What does Whitehall want from academics?
**** Beesley, C., Hawkins, D., & Moffitt, N. (2022). What leads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use impact evidence?.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42(1), 20-42.
***** Newman, J., Cherney, A., & Head, B. W. (2016). Do policy makers use academic research? Reexamining the “two communities” theory of research utiliz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6(1), 24-32.